《资本主义新史》（NHC）对奴隶制作为世界性制度的重要性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该理论认为，奴隶制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源头，而且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本文首先探讨了NHC的一些广泛结论及其学术基础。NHC主张，资本主义的转型必须在全球视野下做多元化的分析。文章随后讨论了与NHC相关的三点批评意见。

　　首先，NHC过度强调了胁迫对十八世纪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大家都认为，所谓的“战争资本主义”更适合用来分析欧洲国家和帝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而非单纯的强制力量。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重要的条件是欧洲国家如何通过其扩张和帝国主义政策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其次，NHC在将奴隶制与工业化的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误导性的时间框架。美国大量棉花的生产开始得太晚，远不足以推动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工业革命的形成早在十七世纪后期便已逐步展开，到了1790年代，当美国南部的棉花开始大量出口时，工业革命已经稳固确立。在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糖而非棉花，才是美洲种植园的主要作物。

　　第三，NHC过度关注了生产，尤其是奴隶种植园经济的部分。它未能充分认识到“消费的力量”，即花了钱的人种植园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诸如糖、大米、靛蓝、烟草、棉花和咖啡等商品的消费扩展，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持续繁荣。为了全面理解奴隶制在促进工业化和大规模分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应该讲述一个涉及奴隶制支持消费扩张的故事，以及一个关于生产的全新视角。

　　在过去十年中，历史学家对十八至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研究迅速增长，产生了被称为“资本主义新历史”运动（NHC）的学术潮流。NHC致力于寻找一种统一的学术议程，通过强调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哥伦布大交换后出现的贪婪资本主义模式，提出殖民征服、征用美洲土著土地及滥用劳资关系的体系，从而催生出奴役非洲人的恶劣制度。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其重要著作中创造性地引入了“战争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以此描述该现象。

　　在这种框架下，新大陆的剥削推动了欧洲的富裕，助长了帝国主义的扩张，并加剧了对土著土地和人民的掠夺，最后导致非欧洲世界的贫困。这一过程让西方世界的崛起成为既有意为之，也充满残酷的历史事实。

　　本文集中探讨了NHC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领域。埃里克·希尔特（Eric Hilt）将NHC的学术成果方便地分为三个主要领域：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金融、风险与保险，以及保守的经济学理论。正如希尔特所讽刺地指出，NHC研究展示了“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批判性叙述”，从殖民时期奴隶制的“原罪”到十九世纪的裙带资本主义，再到二十世纪对福利国家的强烈反对，以及对商业利益和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NHC主要源于十九世纪美国史学，且以美国为核心。在本文中，我们的批评涵盖了更广泛的视角。我们关切的是将十九世纪美国历史与十八世纪大西洋世界历史的联系，以及NHC全球历史方法的局限性——该方法试图将美国历史国际化，但并未真正走向全球性视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奴隶制视为至关重要的世界性制度。正如玛丽·奥沙利文（Mary OSullivan）所指出，奴隶制在资本主义近现代史中的主体地位尤其体现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解释中。斯文·贝克特与塞思·洛克曼（Seth Rockman）声称，奴隶制在内战前已经深刻重塑了美国经济的历史结构，形成了所谓的“奴隶制资本主义”。

　　虽然资本主义学术传统已存在一个世纪，并强调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农业、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但贝克特提出的“战争资本主义”却是基于奴隶制的历史模型。对奴隶制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非消极作用的关注，引发了关于这一线年代初，芭芭拉·索洛（Barbara Solow）便反思了经济历史学者对奴隶制在欧洲资本主义中的关键作用的看法，她认为，“奴隶制并未直接引发工业革命，但却在其模式和时机上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对，大卫·埃尔蒂斯（David Eltis）和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则认为，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经济稳步的增长中的主流潮流并不占了重要地位。即使在英国，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关于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1944年他的著作中提出的论点，强调了奴隶制对英国工业发展的深远影响。

　　威廉姆斯的书提出了四个关键观点，这些观点对NHC的研究至关重要：第一，奴隶制是工业革命的核心；第二，奴隶财富对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至关重要；第三，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经济自1783年起逐渐衰退；第四，西印度的奴隶主从重商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反动力量。然而，这些论点与NHC的核心研究并不完全一致，因为NHC大多关注的是美国而非英国或全球资本主义的起源。

　　需要指出的是，威廉姆斯的研究着重于废奴主义运动前和美国独立战争后的英国历史（尽管他对1840年代西印度群岛的关税保护及自由贸易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20世纪中叶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且提倡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强调任何民主倾向的政府都会优先推进有利于其国民物质利益的行动。

　　在威廉姆斯之后的几十年中，NHC在全球历史的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NHC的一个贡献是重新将政治与权力纳入了肯尼斯·波梅兰兹（Kenneth Pomeranz）关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分析框架中。波梅兰兹认为，十八世纪末美洲殖民地的种植园制度，通过为西方提供了富饶的土地，促使西方的经济逐步超越了亚洲。

　　NHC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贝克特直接将“战争资本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强调奴隶制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而是其根基之一。

　　NHC的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经济及思想历史的交叉点，尤其是工人阶级形成的相关研究。NHC对先前学术分类的批判性修正，使得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取得更为细致的探讨。

　　NHC倡导的历史视角与传统经济历史学家的结论不一样，后者一致认为奴隶制并未成为英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最后，NHC学者常常强调他们的发现是“新颖”的，但许多学者指出，这些论点并非全新，许多关键结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早已被提出和验证。